600年前西安钟楼为什么要整体东迁？楼下还镇着一个神秘动物！

去西安旅游必去的景点之一就是西安钟楼。 关于西安钟楼有哪些传说？ 600年前西安钟楼为何整体东移？ 整个钟楼的迁移采用了什么技术？ 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传说、历史和文化吧！ 据说楼下还有神秘动物！

西安钟楼是古都西安的标志性建筑。 钟楼周边是目前西安最中心、最繁华的区域！ 钟楼也是西安城墙内东西南北四大大街的交汇处！ 但西安钟楼并不在现在的位置！ 原址在西街与广济街交叉口，后迁至现址。 对西安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安的东、西、南、北街道的长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钟楼并不在西安城墙的几何中心！

西安钟楼传说：楼下有神秘动物

西安钟楼原位于广济街口，后迁至现址。 关于钟楼东移的原因，民间有一个传说。

明朝万历年间，关中发生大地震，死伤数万人。 长安的权贵们非常惊慌，纷纷叮嘱当地官员降妖降魔，平息地震。 县令遂请迎香寺道士高承志来商议此事。

高承志是长安城久负盛名的老道士。 他擅长舞剑和咒语。 他对知府说：“依我看，如果钟楼向东移半里，地震就一定会消失。” 太守问其故，高承志说：“我有一本书，记载了长安的地理：关中是一片海，南山的群峰只是一些散落的小岛。当天空向西北倾斜时，大地向东南沉没，海水向东流，变成了平原，但是有一只大乌龟不愿意离开，于是他用嘴刻出了一条大河，把自己藏在了里面。

后来，地裂山崩，这条大河变成了地下河。 每年3月15日，鲤鱼游到裸露地面的大川口，呼吸空气、喷沙击浪，冲出数丈高的水柱。 关中居民担心它会带来灾难，所以每天这一天都要翻盖铜盆，并在上面摆上祭品，祭祀鲤鱼。 隋朝以后，长安东进的口也被封闭了，鲤鱼就再也见不到了。 县令问：“你知道大川口在哪里吗？” ”

高承志站起身来，拉开窗帘，指着东方说道：“就在距离钟楼半里的十字路口。” 说着，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卷照片，递给太守。 县令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座宏伟的钟楼。 大楼的底部躺着一只乌贼。 左上角有一首诗：

天刚破晓，天色大亮，金币却跑得尽兴； 春风舞长安路，建于楼四街。

看完画卷，知县心里一动，立即命令城里的铁匠赶去打制一条百尺长的铁链，准备下敖建楼。 不到一个月，链条就制作完成了。 3月15日，志富和高承志也来到了十字路口。 县令命士兵用头把地挖开，只见四块大石头露出来。 当他们揭开石条时，只见下面有一口深井，并听到流水声。

过了一会儿，一股水流从井里冲了出来，冲上天空，然后就看到井里探出了一个鲤鱼的头。 高承志道士走过去，用剑按住了乌龟的头，让士兵用铁链将其锁住，然后将铁链和乌龟一起沉入河底。

知府命人铸造了一个大铁环，将川口紧紧围住，将铁链的另一端压在了下面。 征用了五千名工匠，夜以继日地修复钟楼。 从此，钟楼巍然矗立，乌龟被镇压在河底，再也不能滋事。

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这样的：

故事讲述洪武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全国城市修建钟楼，以控制天下。 当时修建钟楼时，钟楼位于城市中心。 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钟楼逐渐从城市中心消失。 于是，明万历帝申十年，在陕西巡抚龚茂贤的主持下，命咸宁、长安两县知县修建。 已移至当前位置。

西安钟楼搬迁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操作起来却相当简单。

我国古代的建筑一般都是土木、榫卯结构，拆装很快。 搬迁过程中，整个结构将被拆除并编号，然后新地点的工匠根据图纸和相应的材料编号进行组装。 一旦发现损坏，立即更换，从而在不改变原貌的情况下实现整体迁移。 这种方法现在被运用在古建筑的搬迁中。

西安钟楼旅游攻略

门票及开放时间：门市价20元/人，①18岁以下凭身份证件免费。

② 老年票适用于65-69岁。 预订老年票需出示身份证购票，票价20元； 70岁以上免费。

③其他如现役军官证、士兵证等免费，但教师证无折扣。 8:30-20:30 交通概览：可乘坐1、6、8、11、45路公交车直达。

西安鼓楼简介

西安鼓楼是中国最大的鼓楼。 位于西安市西大街北门南端，东临钟楼。 鼓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三年。 清康熙三十八年、清乾隆五年两次重修。 楼上原有一面巨大的鼓，每天敲击报时，故名“鼓楼”。

鼓楼横跨北院门大街。 鼓楼和钟楼是孪生兄弟，相距仅半里。 它们相得益彰，为古城增添了色彩。 鼓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比原来的钟楼早了4年。 建筑基座面积比钟楼大738.55平方米，高34米。 它与钟楼一样美丽。 古时候，楼上挂着一面大鼓。 晚上敲鼓，为城里居民报时，故名鼓楼。

古时敲钟报晨，击鼓报晚上，故称“晨钟暮鼓”。 同时，晚上还敲鼓报时。 “三鼓”即“三更”，“五鼓”即“五更”，每晚报5次。 明代，西安城周长11.9公里，面积8.7平方公里。 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城区西南部。 为了让鼓声传遍全城，就必须建造高楼，安装大鼓。 明清时期，鼓楼周围多为陕西省各级衙门和西安衙署。 这些衙门的办公场所以及周围居民的生活都离不开鼓声。 鼓声也成为当时人们最熟悉、最动听的声音。 。 李云宽亲笔题写的“天上响声”匾额，堪称点睛之笔，诠释了鼓楼的实际意义。

现在大楼里有楼梯。 登上楼上，凭栏远眺，全城尽收眼底。 西安鼓楼是西安市明清建筑的主要标志和代表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民政府多次对鼓楼进行修葺。 20世纪90年代，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金彩修复。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文物资源，促进文化旅游发展，恢复了“晨钟暮鼓”。 1996年，西安市决定重制鼓楼鼓。 重制的鼓高1.8米，直径2.83米，采用整张优质牛皮制成。 腹径3.43米，重1.5吨。 其上有1996气泡钉，暗示其制作于1996年，并加上4个铜环共2000年，象征着2000年，激励人们进入21世纪。 鼓声洪亮厚重，重锤之下，十里之外都能听见。 它是中国最大的鼓。 钟鼓楼之间，开放着钟鼓楼广场，绿草红花点缀其间，独特的声光喷泉时时变幻。 是古城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6月10日发表了题为《参观哈尔滨“斯大林公园”的感想》的读者来信。 文章中，作者北春先生在访问哈尔滨后提出了很多批评，比如哈尔滨有太多“沙俄殖民时代”的印记（比如中央大街一带）等等。 ，以及标志性的“斯大林公园”（松花江大堤公园西段）这种不恰当的命名方式受到批评。

我的感觉是，北春先生对哈尔滨的历史了解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容易对很多他认为不恰当的事情做出过于简单化的判断。 其实这也难怪：虽然作者出生在哈尔滨，在那里长大，从小就沐浴在哈尔滨的生活场景和文化氛围中，但对哈尔滨的历史确实有一点深入的了解。少年时的漫长岁月——离开家乡多年后，作者偶然又陆续读到了一些相关史料，逐渐认识到哈尔滨与其他城市的不同。

首先，我认为北春先生心中“民族主义”偏见太浓，太喜欢用“殖民”来举例子了。 诚然，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就是“一部不断被列强侵略、瓜分的屈辱史”，但这些事情早已过去了。 尤其是在中国崛起并逐渐改变了过去的角色和身份之后，在谈论事情时摆出“你的祖先欠我钱（甚至是人命）”这样的恶毒态度是不健康的。 好的态度。

其次，作为一个同样接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教科书体系正统教育长大的人，我感到非常痛苦的是，传统的教育方式存在严重缺陷：既没有吸引力，也没有创造性，而且扭曲了人们的观念。是非和正常心态——这种“敌友”式的仇恨灌输教育方式，注定在未来难以为继。

熟悉世界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出现，西方国家率先高速发展，并不断向外扩张，开拓新市场，发现新领域。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暴力、种族压迫，甚至大规模战争）。 事实上，中国当时遇到的困难是普遍的。 不仅中国感受到了这种压迫，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遭受了这种压迫。

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但即使是美国一开始也是一个殖民地。 抛开遥远的美洲大陆，我们看看我们的亚洲邻居。 至少日本和泰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成为殖民地（这里指的是19世纪至二战前的亚洲启蒙阶段）。 笔者认为，与其表达对殖民者的仇恨，不如分析一下原因：作为亚洲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国为什么没能像日本、泰国那样对外开放，或者说如何利用政治手段有效化解外国殖民者的威胁？ 自我反省比指责别人更重要。

而且，简单地妖魔化“殖民主义”一词也是非常有问题的。 客观分析，西方先行国家的对外扩张过程确实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暴力和压迫，甚至滥杀无辜，引发大规模冲突等。 但因此而抹杀先进文化、技术、生活方式的传播，未免反应过度。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在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大量先进的东西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亚洲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落后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话虽这么说，难道它也有好的一面吗？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运行中，国际分歧、民族冲突只是外部斗争。 从资本运作的本质来看，按照类似殖民主义的解释模式，同一国家内部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排挤、压迫甚至肉体消灭，并不亚于殖民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者很难面对这一现实，忽视了民族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的残酷压迫，也无法有效改善这一点，反而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外部。 这种简单的观点是有很大问题的。

回到哈尔滨本土文化特色的话题。 历史上，哈尔滨不仅受到俄罗斯风格的影响，还受到德国、法国、犹太人（现代东亚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和日本多元文化的影响。 20世纪初至1930年代，哈尔滨出现了大量国际移民，先后接纳20多个国家的移民在此居住，总数超过20万。 关于哈尔滨崛起的普遍看法是，它原本是一个小渔村，19世纪末因沙俄修建中东铁路而崛起。 事实上，哈尔滨完全是一座移民城市。 不仅是俄罗斯人，还有来自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当然还有后来的日本人）。 当然，其中俄罗斯人数量最多。 北春先生不知道哈尔滨为何能够出现，哈尔滨为​​何是哈尔滨，哈尔滨为​​何如此繁华，为何与中国其他城市不同，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国际大都市。 20世纪上半叶的远东（被誉为“东方小巴黎”），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这种国际贸易和国际移民。

当然，这段历史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 但历史也是最好的检验标准，尤其是真正美好的东西，经过漫长的历史考验，总会让人流连忘返。 笔者小时候经常听到和听到的一些词和事物，比如“布拉吉”（一种女式吊带裙）、“塞克”（秋林公司出售的一种俄式咸面包）、“苏合丽” （一种甜脆的吐司）、“利多斯”（秋林公司销售的俄罗斯香肠，是哈尔滨红肠几大品牌之一），还有一些老字号，如“现代饭店”等。 、一些著名的街道和建筑，如“圣尼古拉大教堂”（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显示了哈尔滨当时的国际地位，可惜文革期间被毁）、“索非亚大教堂”、 “中央大道”（那一代的街道是由欧洲建筑师设计规划的，几乎符合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规划）……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会回味无穷。而人们喜欢这些东西，仍然使用这些名字，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来自哪里，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欧洲人还是亚洲人，或者由谁决定，而是因为这些东西一直都很有吸引力，而且它的魅力并没有减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因此，北春先生应该放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认真解读历史，认真了解哈尔滨的特殊背景和传统。 也可以预见，在这样的氛围下，“奋斗路”的名字将会改回“果戈里街”。 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不应该引起任何大惊小怪。 同样，江盘公园使用“斯大林”这个名字也绝不会令大家感到意外。 作为城市文明的自然传承，没有理由强迫大家放弃这种自然的追求，更何况这样的力量本身是不可能实现的。

至于文中北春先生对斯大林的诸多判断，笔者也表示认同。 斯大林确实犯下了许多不可原谅的错误，连俄罗斯人自己也无法否认。 不过，笔者很想问北春先生：对于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俄罗斯似乎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省，但与中国相反，毛泽东这样的高层领导人也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 严重的错误（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斯大林），我们的人民或政府是否对此进行过真正深刻的反省？

与北春先生简单删除、屏蔽的“洗脑”方式不同，笔者认为屏蔽比导流更糟糕，表达宽恕比散布仇恨要好。 斯大林公园在哈尔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地方了，大家基本不可能去换一个熟悉的名字，哪怕能找到充分的理由。 与其强行改名，不如在斯大林公园设立一些客观详细的介绍资料，让大家充分了解历史真相，让更多人认识到即使是非常杰出非凡的人物也无法避免其局限性。普通人，甚至是有罪的。 这样一来，如果未来的某一天，大家真的很容易就改名达成共识，那么到时候操作这件事或许就顺理成章了。

同样，与俄罗斯简单地消除斯大林残留的物理印记不同，笔者希望毛泽东及其纪念馆未来也能长期保存下来。 但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维护不仅仅是为了弘扬伟大人物的光环和成就——而是为了展现更加真实的历史，同时也如实地告诉大家：错误、瑕疵、罪行也是真实的。 那么，同样不可避免地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忽视且必须面对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认识到，消除现成的有形印记很容易，但改变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形观念却更加困难。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座光环辉煌的纪念堂，一张批判的海报，而是发自内心的反省、悔改和良心意识。